英勇拼杀的国军战士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9战区湖南会战前敌我态势概要》，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电》时间注年6月12日，6月18日，19日，7月4日，10，12日；《王耀武致刘斐等密电》时间注年6月12日，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4军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9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指导方案》，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摘译：《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湖南会战》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湖南会战敌军伤亡判断表》、《湖南会战国军伤亡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湖南会战战斗要报》，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九战区湖南会战作战检讨》，，江苏古籍出版社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九战区长衡阻击战战斗详报》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蒋委员长致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示敌情判断电》等，中国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版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台北年版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徐永昌日记》第7册，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韦显文等编：《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载《长衡会战参战部队序列》，解放军出版社年版

柯育芳：《长衡会战日军参战兵力述考》，《抗日战争研究》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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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战士

二．日军湘江两岸攻势

长沙沦陷后。由于日军虽然攻略不少地盘，但未能捕捉到国军第9战区的主力部队。为了给进攻桂林、柳州扫除后患，第11军在进攻长沙的同时“立即着手准备部署下一期的会战：以一部分兵力向衡阳突进，在迅速攻占衡阳的同时，并搜索歼灭萍乡、醴陵、攸县方面东部山岳地带的重庆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认为“第11军虽力图歼灭第9战区军的主力，但敌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尤其是敌军退避到了东面山岳地带，如不将其歼灭，对第二期作战向桂林、柳州方面进攻，则很难保证不留有后患“。于是，第11军于18日发布命令，“要以部分兵力乘敌战局崩溃，向衡阳挺进”。日军判断国军主力之所以避开决战，“诱我深入”，是要等待第3、第6战区援军到达后再行决战。遂于占领长沙后，命令“第68、第师团向衡阳突进，负责攻占该地”；原定向衡阳挺进的第3师团攻下浏阳后，“担当击溃来自第三战区增援部队”的任务；第13师团于攻克醴陵后，“向攸县、安仁方面突进，负责摧毁并攻占重庆今后进攻的据点”；湘江西岸的第40师团“负责阻止并击溃第六战区的增援，特别要在攻取益阳、宁乡之外，还要进而攻取湘乡”。显然日军准备在衡阳作战前，先对湘江两岸的国军发起扫荡作战，以扫除后患；这也为第10军在衡阳的布防争取宝贵的时间。

年6月20日，蒋介石电令第9战区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具体的战略部署是：中央以一部于渌口、衡山地区持久抵抗，东翼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西翼主力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第9战区亦将作战计划作了修改“国军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于渌口、衡山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亍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按照这—作战计划，薛岳命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指挥第72、第58、第26军迅速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日军主力左侧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指挥第20、第44军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尔后转移到王陵基所部左翼，协力向西攻击日军；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欧震指挥第37军、暂编第2军及第3师在渌口、衡山间坚持抵抗，阻敌深入；第24集团军总司令王耀武指挥第73、第79、第99、第军及第4军残部向湘江东岸敌后反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第10军、暂54师固守衡阳；第62军黄涛仍为军委会直辖的预备部队，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命。这一作战部署，最终避免了第9战区主力被歼灭的悲剧，并形成了双方在湘江两岸对峙的局面。

日军第11军遂转入追击态势，“在以向衡阳的挺进线为起点，连结醴陵、萍乡、攸县、安仁约30至60公里的外围一线，展开了对重庆军的搜索歼灭战”。湘江东岸的战事以醴陵一带的争夺最为激烈。年6月中旬起，日军以精锐第3师团、第13为主力尾追退向醴陵、萍乡方面的第26军等部。7月1日，第13师团一部攻陷醴陵，次日即向萍乡方向实施追击。而第3师团除派出第68联队向攸县挺进外，师团主力亦向萍乡进击。醴陵失陷后，王陵基于20日组织第26军为基干，以第20、第72、第58军各一部互相协同全线反击，“从湘东、美田桥附近”向醴陵进攻。但在日军的穿插进攻下，处处告急，反攻行动不能统一，一时无法奏效。战至7月4日，滇军第58军以3个师的主力对醴陵日军发起猛攻，“奉命守备醴陵的宫崎部队（以骑兵第3联队长宫崎次彦大佐指挥的联队和步兵第34联队的两个中队、山炮兵、追击炮各1个中队为基干），自4日以来遭受优势的重庆军第58军的攻击。4日夜半以来该敌先来攻打塔岭，继而来攻仙岳山”。日军一方面将阵地收缩到醴陵周围，另一方面又从株洲和衡阳抽调1个辎重兵联队和1个步兵大队增援醴陵。其中塔岭等高地的争夺战打的异常激烈，日军损失颇重；仅7月5日和6日两天的战斗，日军“骑兵联队的副官、两中队长和大部分小队长，均负伤或阵亡”。这时，日军第13师团主力被迫经攸县、安仁、耒阳一线，最终撤向耒水西岸。但中国派遣军将原在浏阳集结的二线部队第27师团投入战斗，自6月中旬以后，醴陵、攸县、萍乡、安仁、茶陵等地大多几经易手。史料来源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页。

早在7月1日，蒋介石就判断日军“似有夺取衡阳，打通粤汉路并窜犯桂林企”，便要求各兵团“乘敌深入，后方空虚…用正面阻止及侧背猛攻而击破之”，并提醒各部“切忌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追随敌之行动，而自陷于被动地位”，战后证明这一命令完全正确。而第11军则要求各部抓住时机，围歼醴陵、安仁附近敌第9战区军的主力。兵力部署具体为：第34、第27师团在醴陵一带，第13、第3师团各一部在安仁一带，第3师团主力在茶陵，分别完成围歼中方第58、第72、第37、第20、第44等5个军共约18个师的任务。最终双方都未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国军固然没能击破日军，但日军在国军不断的狙击和反击下，其围歼第9战区主力的图谋亦未能得逞。日军主力长时间在山岳地带左突右冲，又遭到中美空军的不断打击，后勤补给十分困难。7月中旬，仅用于开辟汽车道路的日军就有两个多师团，大大影响了部队的作战的机动性。

湘军抗日名将—唐伯寅将军（年参加湖南起义，年在镇反中遭到错杀，年平反。）

湘江西岸，日军第40师团主力于6月底开始向永丰挺进，7月3日即攻陷该地。10日，第58师张灵甫部及第19师唐伯寅部向永丰发起反攻，“我在空军密切协同下，官兵奋勇搏战…我逐区占领永丰市”，日军残部据守摒林、双峰山、金田桥、沙田铺一线。“是役毙敌三百余，掳获步、机枪二十九支，我伤营长一，伤亡连、排长九员，士兵二百余名”。光复永丰，也是整个长衡会战中，国军取得第三个胜利，但已无法挽回败局。之后张灵甫将军率领第58师在衡阳解围战中也打的英勇顽强，成为整个长衡会战中表现最为优异的中国军队之一；张灵甫将军也凭此战奠定了其第74军第四任军长的位置。

在此之前，第15师曾向盘踞湘乡城的日军猛烈攻击，第45团一部冲入城内后与守敌约一个大队展开“白刃格斗，敌我伤亡均重”，该团“伤毙敌约四百余，我亦阵亡四五团二营长李熙绩及连长两员，伤连长以下官兵[长]八员，伤亡士兵百六十余”。12日凌晨，该师第45团和第43团，分别向湘乡城、朱津渡和岳麓山发起突袭，第43团一部曾冒着敌猛烈炮火突入云麓宫，“敌百余被我白刃格杀，毙伤过半，遂狼狈逃溃，当俘敌三十四师团二一八联队山崎少尉一员，并获步、马枪甚多”。日军第40师团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进攻兵团侧背的安全”，7月中旬以后，鉴于中方军队开始集结衡阳西部的态势，其主力便“从金兰寺、永丰附近开往衡阳附近”。

湘桂作战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核心所在。为了充分保证第11军打通粤汉线和扫荡湘江两岸第9战区主力，日军又令在上海方面的第13军“在金华正面采取攻势策应第11军初期的作战”。自6月上旬开始，第13军便令以第70师团为主力的共“8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开往龙游、衢县方面作战，歼灭当前的重庆军，牵制敌第3战区军，以利于第11军的作战”。在前进途中，这股日军不断遭到国军的阻击，至汤溪镇—龙游一带时，遇到国军第26、第79两个师的顽强抗击。在狮子山高地，国军击毙了第70师团第62旅团长横山武彦少将。12日，日军主力占领龙游县城。同时，国军由龙游西南一带发起全线反攻，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甚多。此后，日军主力不顾伤亡，直扑衢县，在衢县及其西南一带的国军计有第26、第、第、第79等约5个师的兵力，准备合围日军，但旋即日军先发制人的打击下竟全线败退。25日，日军迫近县城，次日“冲入衢县城东南角、随后夺取南门、北门和东门，将败走的敌人逼到西北城角，约有敌军被歼灭在水边”。这时，日军第11军早已攻下长沙，并推向衡阳，第13军已达到了既定的目的。27日开始，第70师团“从衢县附近返回金华及兰溪附近集结”。

这样，日军第40、第70师团的作战达到了阻止国军第6、第3战区支援第9战区的战略目标，而第9战区部分兵力又在湘江两岸与日军陷入胶着。整个湖南战场的中心便移到对战略重镇衡阳，震惊世界的衡阳保卫战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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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名将，民族英雄—薛岳

三．历史公论

此次长沙保卫战，国军参与作战的部队计有第99、第20、第37、第4、第58、第72、第44以及暂编第2军等8个军25个师，中日双方武器装备相差不大，国军兵力还占一定优势。

长沙城的陷落如此迅速，究其原因，除了国军兵员素质，后勤保障等差距。最主要有以下八大原因：

首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自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来，就沉浸于“战神”“当今岳飞”的胜利喜悦中，骄傲自满；不听从蒋介石多次命令积极备战，竟认为日军在前三次长沙战役受挫后（实际第二次长沙会战是惨败），一时不敢再打长沙，又以日军兵力抽调至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战场力量薄弱，加之时值雨季，气候和湖南的地形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作战，故而疏于防犯。

当日军攻势明朗后，又完全照搬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老战术，“以第44军守浏阳,第4军固守长沙及岳麓山;第27及30集团军在现阵地迟滞，消耗敌人后，以主力向平江、浏阳附近地区转移;第37军在汨罗江沿岸迟滞，消耗敌人后，向浏阳、永安地区转移……”，“第10军固守衡阳，但以一个师主力开易俗河，掩护湘潭、衡阳交通线……，以一团位置于醴陵,掩护醴陵至攸县之交通线。”可以看出，正面防守长沙的兵力只有第4军一个军，防守衡阳的兵力还不足一个军（第10军当时为惨军）,严重分散兵力。据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参谋长赵子立和团团长王光伦回忆：“第三次长沙战役时，湘江两岸无情况，以一个军守长沙，兵力尚嫌少，此次，敌人于湘江东西两岸同时进犯，仍以一个军守长沙和岳麓山，守备的兵力与阵地根本不相称。就按岳麓山说吧，北、东、南三面，总共约十三四里，对最优势的敌人，如企图作最坚强的持久防御,一个团只能给予两面的正面，尚必须有充分的预备队，以此而论，仅岳麓山就需一个军兵力，何况尚有长沙呢?”由于兵力不足，且又按“天炉战法”逐次使用,将应参与决战的兵力分用于决战地后方甚至于日军非进攻方面作防守，导致长沙和衡阳均无充分决战的能力。第九战区的这种兵力部署，真可谓正中日军下怀。

反观日军早就破解了“天炉战法”，而且准备充分；造成了第四次长沙会战全面溃败。而随着战事不断恶化，重庆军委会

和薛岳一度未作出有效调整；直到长沙沦陷第三天（6月20日），蒋介石才电令第9战区各兵团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从东西两翼夹击日军；才稳定了湘军东岸局势，破坏了第11军围歼第9战区主力的目标。

现张灵甫将军陵园

第二：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78页记载“第9战区军的主力……大部回避与我决战”。

腾讯短史记《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

纵观整个第四次长沙保卫战，除了张灵甫率第58师宁乡保卫战、唐伯寅第19师收复益阳，张，唐两部又联手收复永丰外，其余部队大多避战，保存实力。据短史记《蒋介石父子为何不肯重用“名将薛岳”？》指薛岳，吴逸志等人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试图将第9战区部队培植成所谓的“岳家军”谪系部队。同时，积极掌控湖南军政大权，这引发蒋介石不满；加剧了蒋，薛矛盾。年湘桂会战前后，薛岳还参加“华南分离运动”，在史迪威支持下，与桂系白崇禧，粤系李济深，滇系龙云等积极反蒋；企图另组所谓“西南联防政府”，与重庆国民党中央对抗。不过，并未提及长衡会战期间，薛岳曾为保存实力，而将主力调出。经笔者考证，整个长衡会战中第9战区大部分部队确实保存实力。或许与蒋与薛矛盾，薛倒蒋有关。

第三，情报分析滞后，判断错误

军委会及第9战区对日军投入兵力预估严重不足；重视度不够。

日军“一号作战”于4月17日在河南打响；4月24日，军令部仍判断日军在平汉线的攻势，是声北击南，其目标恐仍在粤汉线。4月27日，军令部得到来自越南方面的据称是极可靠的情报，日军的战略企图是要打通平汉与粤汉两铁路。但徐永昌认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殊无理由”，日军在河南的军事行动，主要在打击第一战区的国军，亦可能掩护换防或抢收小麦。是时日军在河南战场的攻势已近半月，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对日军打通平汉路的战略意图仍然未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直到5月上旬，日军的战略企图日趋明朗。5月6日，蒋介石才致电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由赣北直攻株州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5月7日，军令部和徐永昌获悉，此次日军南犯部队，前后共准备10个师团。5月14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积极备战；又另电驻守广东的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指示敌人企图打通粤汉路，其发动之期将不在远，敌将在广州大举增援，务希积极准备。5月15日，军令部第一厅着手研究日军侵犯粤汉路及湘桂路的防范方案。5月28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讨对湘鄂及全国军事计划，认为“敌寇在湘北与鄂西分别进犯，共集中9个师团以上兵力，其必欲打通粤汉路，乃为预料之事，盖以兵力而论，或可达其目的，但以地理与空军及运输而论，当不能如其预计之易，吾人亦惟有针对敌之缺陷，着手抵抗，以冀补我兵力之不足也。”国军最高当局已初步揣测了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要图。

而早在5月初，军令部就收到各方有关日军向武汉和鄂南、湘北大量调集兵力，即将进犯粤汉路的情报。军令部第二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自3月中旬至5月中旬，日军由长江下游上运的兵力约12万，由上游下运的兵力约五六万，两相加减，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但徐永昌对日军的进攻能力仍估计不足。5月19日，徐永昌在回答蒋介石“豫战之后敌人的动向如何”之咨询时，认为日军无持久进攻力，其部队亦多为杂凑。

实际日军自3月底4月初即已着手制订“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作战计划。为此，日军准备投入个大队的兵力，比年进攻武汉时的个大队的兵力更大。这些兵员中确有很多只经过短期训练、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兵团。但日军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作战准备，其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包括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相比之下，军委会虽知道日军在鄂南、湘北方面加紧调兵遣将，预料日军将要进犯粤汉路，但军令部对日军的攻势规模和作战部署却没有进行充分的分析研究。直至会战打响十余日之后，军令部才拟出一个作战指导大纲来，此时长沙已陷入日军重重包围之中。

5月26日，亦即日军发动湖南会战的当天，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说：“随着我军作战准备的进展，敌方估计我将在岳州（今岳阳）、常德、宜昌以及浙赣地区，也发动进攻，因而似图加强各个阵地，但其原有兵力分散各方，未能认真采取对策。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它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军委会虽不象东条英机分析的那样没有觉察出日军的主攻方向，但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和野心，因而未能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作战准备。要知道，豫中会战刚刚结束。吃过情报分析错误及对日军兵力投入预估不足亏的重庆统帅部，竟然还天真认为日军不会大兵压境。大大低估了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未及时采取积极的对策和进行充分的准备。

时任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

另据徐永昌日记可知，军令部内仍对敌情的判断存有分歧。如军令部第一厅认为，中战场敌人将会师衡阳，并窥伺桂林。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持有不同看法。据他的推断，中战场敌人进至渌口（株州以南）或即停止，即使窜据衡阳，亦决不至西入桂林。“敌人完全无深入企图，不过一意打击吾人反攻力量”，坚持认为日军没有打通粤汉、湘桂路的意图。

正是情报分析判断的种种错误，致使军委会未作出正确的决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和主攻方向判断不明，且太注重盟军的观感，一意主张节节抵抗，步步阻击，处处设防。而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徐永昌的意见。结果是，国军防广兵单，顾此失彼，处处都不愿主动弃守，又处处未能集中优势兵力，对日军形成重点防守和重点出击。与国军不同，日军常集中优势兵力，纵深部署，“亘全战役期间，敌之实力在全面计算虽劣于我军，但在重点方面，均居优势，且对长（沙）、浏（阳）、衡（阳）三要点之攻略，概以绝对优势之兵力，纵深部署，施行攻击。”最终将国军逐一击破。

第四，重庆统帅部内部分歧及战略错误。最终将长衡会战打成政治仗，虽然有其必要性。整个会战一直处于被动，且损失巨大。

在会战伊始，重庆军事委员会内部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存有分歧，主要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粤汉路势必失守，不如主动放弃，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广西桂林与敌决战；另一派则主张在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以狙击日军的野心和消耗其有生力量。前者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为代表；后者以军令部长徐永昌为代表。

而徐永昌主要基于政治考量。据6月3日徐永昌日记，军事委员会内部多数认为日军的战略意图是欲打通平汉、粤汉至湘桂线迄镇南关。而徐永昌对日军欲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判断日军的企图是“欲打击我之野战军，杜我反攻或转用”，认为日军的进退程度，全视国军的反击力度如何。如前所述，打击重庆国军与打通大陆交通线、摧毁西南空军基地，均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战略意图。徐永昌之所以对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认识不清，乃因为他低估了日军的作战能力。他认为日军“欲攻犯两路或三路而确保之，恐彼亦不易抽出如此巨大兵力。”

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溃败，已引起国内外舆论的群起指责和讥评，徐永昌认为，若粤汉线也不战而退，“抗战前途尚堪问乎？”徐永昌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这造成了长衡会战，一开始就打成政治仗；也注定失败。

而白崇禧身为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在战略指导方针上始终持有不同看法。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他不主张国军与日军在正面战场硬拼。他建议将国军兵力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破坏其交通和后勤补给，袭扰和消耗日军。7月26日，白崇禧从桂林致电蒋介石，呈述其战略主张：“对敌战法应重加检讨，查岳阳至衡阳铁路约公里，水路约公里，公路约公里，敌军十万以上，补给不足，我于正面既不能击破敌人及阻止敌人，拟请改变战法，转向敌后袭击其辎重，破坏其交通，使敌饥疲无法持久”。

而军令部长徐永昌则认为，在目前国内外舆论交加贬议的情势下，国军唯有发愤拼命，打几个胜仗，才能提高地位，扭转国际观感。徐永昌的意见大体上表达了蒋介石的心声。而白崇禧转向敌后开展游击的战略，可能对消耗敌人，与日军展开持久抗战切实有效，但难以在短期内起到对外宣传的作用。故蒋介石没有接纳他的建议。显然，又是政治左右了军事。而究其原因，是罗斯福企图利用豫湘桂会战的惨败，逼蒋介石交出中国战场军事指挥权；改由史迪威接任。这也是左右蒋介石军事指挥的主要原因。

第五，国军的指挥与协调太差。

战时国军指挥系统是，重庆军事委员会设统帅部，指挥各战区司令长官；军委会委员长为最高统帅，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襄助委员长处理该会一切职务，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和后勤等部，分掌作战指导、兵员征募、军队训练、政治教育、后方勤务等职能。战区之下，其层级依次为集团军、军、师、团等。

按照军事指挥系统，身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只要将指令下达给战区司令长官即可，但蒋素有越级指挥的习惯。一些大的战役，蒋必亲自遥控指挥，通过电报、电话，频频传布命令到前方，不仅越级指挥集团军和军，甚至直接指令到团、营一级。年6月1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由于蒋介石事无巨细均要亲自过问，部队长官不敢自作主张，或为了卸责，遇事均请示执行，导致前方将领欠缺自主作战意识和机动应变能力。年5月6日徐永昌日记载，当日军事委员会“会报不及两小时，蔚文（即侍从室主任林蔚）转达第一战区电话至四五次，闻有时一团之活动，战区亦请示委员长，此非丛脞而何！”徐永昌身为军令部长，深感蒋介石“权责集于一身，余等欲少分其劳而不可得，以是往往于横的方面不能多所裨助，转觉国事有举轻若重之嫌，深用惶叹！”

蒋介石既集事权于一身，却又经常埋怨手下无人负责办事。军令部副部长刘斐私下与徐永昌议论时，即认这种状况“实由委员长自己造成，将领骄不受命，必委员长手令才有几分几的效率；派出人员必侍从参谋。此全系不运用组织，自毁机构能力。”

中央军嫡系将领固然骄不受命，地方非嫡系部队长官或因待遇不平，或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抗不遵命者常有之。长沙失陷后，蒋介石曾电令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布守湘江以西，以拱卫西南大后方。薛岳拒不从命，声称必须固守湘东南，不让日军打通粤汉路与通往香港之海道。而据徐永昌等人揣测，“薛伯陵（即薛岳）不欲至铁道以西，其心叵测，盖一旦有事，渠颇有划疆自保之意。”这也佐证了，薛岳参加反蒋运动的事实。

另外长衡会战，除第九战区外，还从第三、第六战区抽调兵力。由于参战系统不一，容易出现多头指挥。除蒋介石越级指挥外，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常以蒋的名义发号施令。薛岳作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在其防区内自有调兵遣将之权。李玉堂等集团军主官也可名正言顺地指挥其下属。衡阳会战期间，蒋介石指派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前往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战事。白崇禧在战略方针上本与军令部长徐永昌意见不一，薛岳的作战意图亦与白崇禧不同。在这种不统一、也不专一的多头指挥之下，难免前后矛盾，左右失调，令作战部队无所适从。以第62军为例，该军属余汉谋第七战区建制。长沙告急后，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第62军担任衡阳外围作战任务，归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指挥。据该军军长黄涛晚年回忆，该军在衡阳参战期间，重庆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主任林蔚常以蒋介石的命令直接指挥；薛岳也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名义来指挥；李玉堂又以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名义来指挥。第62军处于多头指挥而又命令不一的情况下，只好以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的命令为行动依据，直接与侍从室主任林蔚密切联系；有时故意藉蒋介石的命令去抵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调遣，薛岳亦无可奈何。战场指挥官又缺乏自动与邻接部队联系策应的习惯。

第六，部队指挥官指挥失当、官兵军心涣散、军纪差等

薛岳在检讨湖南会战时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第4军的几位谍报参谋在所报告书中详列了该军在长沙保卫战中失败的主因，涉及到指挥、教育、军纪、战术诸方面，凡17条。其中突出的有（一）高级将官渎职、失职。“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或“师各级主官忙于应酬，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忽略实弹射击演习，以致使士兵射击技术不精“，“战斗动作生疏”。第4军参谋长罗涛溪“未能辅助主官…战斗间未派员视察阵地，获得紧急情况，又不指示部下办理”。第90师师长陈侃数“失守岳麓山阵地，部队溃散”。（二）部队军纪废弛。“各级官兵擅人民房，攫取财物”，“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三）部队军官贪腐严重。第4军军部副官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

战后，第4军军长张德能因擅自放弃长沙于8月25日被判处死刑；其余第59师第团长杨继震、军副官处长潘孔昭、军务处长刘瑞卿、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长夏德达等，亦先后被枪决。但这样的重罚，难以治根，更无法挽回惨败的恶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载《第4军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第3-4页。

腾讯短史记曾指：张德能是蒋，薛矛盾的牺牲品；是替薛岳背黑锅。作为第四次长沙保卫战，最主要的指挥者，可见张之昏聩。部队军纪之差。蒋杀张德能，无错。

对此，蒋介石痛心疾首地说：“这一次中原会战和湖南会战，我军最大的耻辱，就是敌人利用便衣队到处扰乱，而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之内作战，反而不能用这种战术打击敌人。据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队发生相当效用以外，其他各战区各部队都没有切实组织和运用。可见我们平时对于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完全没有认真去作。”

第七，为外援，国民党中央军精锐调往滇西战场

蒋介石为了获得美，英援助，赢得战后大国地位。将大量精锐部队抽调到缅北，滇西战场；其中包括中央军精锐第2，第5，第6，第8，第53，第54，第71军共约20余万人，为半美械部队（另一说由于史迪威克扣，实际装备不足三分之一美械）；缅北还有12万全美械精锐。虽然收复滇西缅北全部失地，但对中国抗战实际价值不大；而大量精锐部队抽调，造成原本苦撑的中国战场，彻底崩溃。

第八，史迪威坑害国军

史迪威听从罗斯福命令，为逼蒋交出中国战场军事主动权。在对华援助物资分配上作梗，造成国军名义上得到美援，实际根本就没拿到多少。特别是克扣中美联合空军油料，导致中美空军掌握制空权；却无法给予国军足够的支援。从本文史料看，日军一度掌握湖南战场制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