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苗来啦！接种地点深业东岭幼儿园旁，接种时间是……”每天，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黄贝岭社区居民，都能在扩音喇叭里，听到四川姑娘邱蜀钧的声音。

核酸检测点维护秩序，接种台协助打疫苗，整理数据，答疑解惑……5月以来，作为黄贝岭社区工作人员，邱蜀钧过得忙碌而充实。

夜幕降临，她在“同乡村”的叔叔伯伯们、罗湖区黄贝街道四川达州通川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党员下班后，都会披上红马甲，加入服务社区的队伍中。

十岁那年，邱蜀钧头一回从大巴山来到深圳，趴在车窗上，望着遥不可及的摩天大楼；如今，她的工作和生活，已经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这里有我的父母、老乡，就是家。”

从外来务工者、深漂，到城市的主人翁，是一场跨越。在这场跨越中，罗湖区“同乡村”党建架起了一座桥，助力许多像邱蜀钧一样的人融入深圳。

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早在15年前，罗湖区就开展了创新性的探索——成立“同乡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路，加快外来务工者群体融入城市的进程。

同乡村

年，湖北洪湖人刘卫国听闻岳母家的一个亲戚去深圳打工每月赚1万多元，心生羡慕，于是辞去了老家的“铁饭碗”工作，搭上开往深圳的火车。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批务工者，背井离乡，怀揣梦想，从各地农村，来到深圳这片热土。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书写了城市发展的辉煌。

在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杨小柳看来，外来务工者群体是深圳城市建设的“脚手架”。

作为深圳最早的建成区，罗湖区外来人员在总人口中占比近3/4，其中近20万外来务工者聚居在全区31个城中村里。

大巴从湖南攸县开来，停在东湖大望，多名攸县出租车司机和家属就在大望扎根；在笋岗，蹬着三轮车回收二手家具、二手电器的，多半是湖北荆州人；湖贝、东门步行街上摆摊的商户，六成都是潮汕老乡……

地缘、亲缘、业缘，将他们紧紧绑在一起，在罗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同乡村”。

早年，“同乡村”的生活并不容易。杨艳君从老家到深圳看父母，“小小的一间屋子，住着爸爸妈妈、叔叔一家、舅舅一家。”

“当时城市的公共设施、社区力量的配置不是很充足，服务这么多人，是会捉襟见肘的。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对城市治理提出了挑战。”罗湖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高延勇说。

为此，罗湖区提出“把党旗插在城中村，把党支部建在城中村”。年，罗湖区在黄贝街道，成立了第一个“同乡村”流动党员党支部。

通过“老乡带老乡，老乡管老乡，老乡帮老乡”，将流动党员管理服务机制与流动人口治理有机融合，探索一条全新的外来务工者市民化路径。

成立大会那天，罗湖区黄贝街道四川达州通川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邱兴堂，接过旗帜用力地挥舞了好几下。后来他才知道，这是全深圳第一面流动党员党支部旗帜。

“在深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背景下，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服务好老百姓，尤其是外来务工者。我们希望，让这个群体在城市不但能立足，而且有很好的发展，能够过上好的生活。”罗湖区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赖武说。

好苗子

“同乡村党建”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先例，没有经验，全凭“摸着石头过河”。

过去，基层工作人员到出租屋登记信息、开展工作，老乡一听不是家乡话，连门都不开。“同乡村”需要有人充当老乡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纽带”。

什么样的人适合？罗湖区与四川、湖北等劳务工流出地的驻深办事处一起合计，开展共建，从老乡中找党员，让他们担起大任。

老党员郑妈墙来自广东陆丰，当过公社干部、村干部；来深圳之前，四川广安人鞠天龙一直是村里的团支部书记；湖南攸县的“的哥”荣发齐是退伍军人，也当过村干部……这些老乡眼中的“能人”，一个个进入了罗湖区的视野。

年6月的一天，四川达州驻深办事处主任廖清江、副主任蒋洪毅带队在同乡村找党员。他们见到了魏中彪，却被反问：“你们说是达州驻深办事处的，有工作证吗？”一行人都愣住了，后来一名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作证，魏中彪才相信了他们。

一句反问，让廖清江和蒋洪毅打从心里认定，这是个讲原则的人，是一棵“好苗子”。经过选拔，魏中彪成为了一名“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常常四处奔走，为老乡排忧解难。

有了“好苗子”，更要悉心培育。罗湖区的社区书记培训班、外出调训班，对“同乡村”党支部书记敞开大门。每个支部都安排了固定的经费、办公场所；每年还有两次座谈会，让书记们坐在一块，提问题、提建议、提要求，能落实的，第一时间抓紧落实。

15年过去，这些当选时腼腆、举止小心翼翼的“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大多成长为办事利落，面对镜头都能侃侃而谈的领头人。

娘家人

“娘家人”，形容的是许多老乡眼里的同乡村党支部。遇到问题，老乡总是第一时间找到那儿去。

年，“的哥”范军劝一名乘客系好安全带，乘客不仅不听，还把范军打了一顿。范军的家人找到了东晓街道湖北洪湖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刘卫国。刘卫国和范军的家属东奔西走，寻求法律援助。最后，打人的乘客受到了严惩，并向范军道歉赔偿。

“深圳的出租车管理条例曾经有一条，乘客不系安全带，处罚司机，这不合理。”胡桂梁当过“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后来当上深圳市人大代表，他与其他代表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跟进了3年，终于促成了问题的解决。

四川广安在深务工人员服务管理综合党支部书记鞠天龙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一个老乡在工地打工被拖欠工资。在鞠天龙的努力协助下，经过协调，老乡最终拿回了工资。

处理纠纷多了，邱兴堂有了些心得。“我们就像劝架的，不能拉偏架。有什么道理能比法律更让人信服呢？”于是他开始自学法律。

这些年，老乡的需求也在增多。面对新的需求，“同乡村”党支部想了很多，也做了很多。

在黄贝岭住的四川达州老乡，大多是建筑工。党支部联系达州市通川区人力资源局，派出职校的老师来深圳办班，免费培训。考试合格后，老乡拿到了电工证、焊工证，收入涨了一大截。

每年暑假，“小候鸟”坐着党支部安排的大巴，来到爸妈身旁；春节前，一列列爱心专列载着老乡们，一路奔赴家乡……

参与感

年年中，受网约车冲击，出租车营运受影响，深圳司机遇到了困境。

胡桂梁在广州出差，闻讯一大早赶回深圳，直接到了出租车公司，与深圳市交通管理局等主管部门沟通。他身上有多重身份：深圳市人大代表、“同乡村”党支部书记、驾驶员工作委员会主任，以及一名出租车司机。他了解司机们的诉求，直接向决策部门反映问题。很快，主管部门和各出租车公司便给出了解决方案，一场危机被及时化解。

这些年，先后有8名“同乡村”党支部书记当选深圳市党代表、人大代表，罗湖区党代表、人大代表和社区党委班子成员。这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群体的声音，在决策过程中就能被听见。

最开始只关心自己打一份工，然后关心一个群体、关心一个行业。成为市人大代表后，也关心起了整个城市的发展。

人大代表怎么说话、怎么提议案和建议？刚当选的时候，胡桂梁心里没底。每一次培训和学习，他都格外认真。“建议要针对有普遍性、涉及群体较广、问题突出的现象。确定了选题一定要调研，你还要关心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

如今，在深圳推动垃圾分类、文明养犬、控烟等公共事务中，都能看见胡桂梁活跃的身影。

“外来务工者成为城市政治体系的正式成员，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政治领域中实现了‘根植’于‘他乡’的转型。”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教授、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认为。

“我来深圳22年了，也有了参与感。”参加深圳市党代表联络室的接访工作时，邱兴堂心里起初有些忐忑。几次接访后让他意识到基层党代表的重要性：群众来反映的大多是在基层常遇到的小事，没有人去跟踪，时间久了便成了问题。通过党代表联络室，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心里还是挺实在，成就感特别的强。”邱兴堂说。

主人翁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定点收治病医院需扩建增加张床位，紧急招募名工人。邱兴堂在群里一喊，一晚上就有多名达州老乡报了名。完成审核后，全部投入建设工程，为城市抗击疫情出了一份力。

10多年前开始，每逢高考，在党支部组织下，许多湖南攸县、江西吉安的出租车司机，都会在车里贴上“爱心送考”标签，免费为深圳考生提供接送服务。

“要多少台车就能安排多少台，大家都愿意送。我们服务了考生，就是实实在在为这个城市做了点事。”罗湖区莲塘街道江西吉安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游志明说。

毕业后，“90后”李川东来到了父母打工的深圳，加入了“同乡村”党支部，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在他看来，“党支部为老乡链接社区和家乡的资源，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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