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山，位于攸县西北角偏远山区，与醴陵、株洲县交界，丫江桥镇的一个自然村。栗山车头堂，在易氏源流中是一个较为显赫的分支，其祠堂可称“家庙”，在攸县易氏祠堂中屈指可数。但其族谱中的远祖源流到底出自雄公第几代，记载不详，更无法查考其与攸县几大易氏家族有何交集，宗出何支，尤其“车头堂”堂名的来历不明，其后人很是迷茫。

车头堂谱上记载，雄公第廿六代生仪公（即友仪，年），其在京城（开封）做官，与攸县提举彭天益关系密切。彭天益退休后，仪公到攸县拜访彭天益，一住就是半年，后干脆定居攸县，仪公成为了攸县车头堂易氏始祖。仪公以后繁衍到第七代潜公（年），正逢明朝初年，天下大乱，潜公便携家眷到萍乡金子寨避难。

比对丫江桥台上易氏族谱可知，仪公与月桥易氏的始祖致恭公同为雄公二十六代的同辈兄弟。台上易氏一世祖嘉猷公是致恭的长子，他来月桥是在南宋纯熙（公元年）。不久，元明交替，元朝为镇压朱元璋反朝，在攸县地区大开杀戒；明朝建立后又与陈友谅在攸县反复厮杀。从元末到明初，血腥屠杀长达13年之久，使攸、茶、醴、潭四县人口骤减，十室九空。但当时的重灾区主要是在攸河沿岸地区，偏远山区没有大的杀戮。除车头堂的潜公举家迁移金子寨深山之外，其余姓氏未出现大的迁移现象，而台上始祖嘉猷公的月桥易氏大家族就在栗山不远的明月大桥，并未外逃。故可推断，当时的明月大桥因为封闭偏僻，兵灾并不严重，不需要举家迁移避难。而金子寨与栗山相距近一百余里，潜公对金子寨肯定了解并不透彻，不太可能在金子寨落得了户。因此是否可以猜测，潜公迁移不是从栗山迁出的，而是另有地方。即元末明初，潜公并没有在栗山定居。

既然栗山易氏不是从栗山迁到金子寨的，那么又是从哪里迁出的呢？根据其堂名的“车头“二字分析，栗山始祖应该是住在一条河边，而且河岸边有很多踏车(车水的工具，也叫高车)的地方。这个地理特征与栗山不符，但与当时的上云桥地区的高车头这个地方的特征相吻合。高车头这个地名就是因河岸有很多踏车(高车)而得名的。因此可猜测，栗山始祖仪公来攸定居的第一个落脚地点可能就在上云桥的高车头，“车头堂”就是以高车头的地名而命名的。

不仅车头堂的堂名与高车头地名相吻合，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特定环境相吻合。车头堂的族谱上说，仪公是年从开封的官任上来攸县拜访彭天益的，因喜欢攸县的风景民俗而来车头定居的。根据这一说法，更可推断仪公来攸第一个定居地点是上云桥的高车头。因彭天益是攸县莲塘坳地区人，古代莲塘坳和上云桥同属一个乡。仪公来攸拜访彭公，必然会到莲塘坳相见。尔后半年时间，在彭提举的带领下四处游览攸县山水名胜，游览最多的应该是攸河两岸包括莲塘坳、沙陵陂、凉江、银坑、上云桥、城关等沿河地区。而金子寨就在银坑凉江的深山里，又是彭天益家乡的势力范围。仪公在游览过程中看上了高车头这个倚山(凤岭)傍水(攸河)的山水人家的美景后，便决定在此定居，取地名为堂名，曰车头堂。而这里恰恰是彭天益著名诗句“鸾山配凤岭，金水绕银坑”的地方，高车头下边就是凤岭村。定居高车头以后的若干年代便对这个地区的山水地貌有了透彻的了解，对本地的风土人情有了深刻的融合和同化。因此，到元末明初的“血洗茶攸二县带杀醴陵湘潭“的时候，上云桥高车头是血洗的重灾区，潜公举家迁往金子寨避祸才有可能。否则，既无法解释车头堂的名字由来，也无法解释辟祸金子寨的产生原因。

仪公后六代(雄公后三十三世，与我台上易氏智字辈始祖同辈)生子二人，祖仁、友仁。其中友仁迁往何地失考。祖仁公生潜、流、材三个儿子。流公迁华容浏阳，材公迁醴陵，而潜公留车头。潜公在高车头定居期间，号称五经博士，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应该算得上是攸县的一个文豪吧。古代的文人都喜欢游山玩水，到处挥毫泼墨，吟诗作赋，否则称不上五经博士了。因此潜公有可能多次到过大桥明月峰游玩，并顺便拜访月桥易氏的同宗望族(当时月桥易氏是攸县七大易氏祠堂的祖庭)。

在月桥易氏宗亲的引领下，游玩过程中潜公看上了明月下边的栗树山的风水地段。自古以来，明月峰东麓之水从明月山下至网岭之间的几十里水路，有四个地方形成了锁口关隘。第一关便是栗山，第二关是樟树下的鹅嘴岭，第三关是仙石的花街岭，第四关是网金铺的狮子岩。雄踞第一关的栗山自然是藏龙卧虎之地！事实上，潜公的后人忠则公从金子寨迁居栗山之后，世代人兴财旺，不仅出过历代的大财主，还出过县令秋涵，名人辈出。所以潜公临死前嘱托忠则公来栗山定居是有先见之明。因为毕竟攸河岸边的高车头古代水灾濒发，而且一旦战乱首当其冲。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栗山好于高车头。

以上为本人管窥之见，仅供栗山易氏的有心人参考。

[作者：易岳云，编辑：艺为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