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的茶陵古城墙

茶陵山城，历史悠久，在建制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不知道出现过多少历史人物，掠过了多少刀光剑影。我不知道，今天沐浴着我们脸庞的清风，那静静地在负重之后憇息的青山和绿水，承载了多少祖先为中华民族穿越广袤历史而流过的鲜血。

我攀登过灵岩，走近李东阳的故居，探询过铁牛的千年风骨。我有过踏入始建于南宋时期州衙的震惊，参观家庙宗祠时候的凝思，也曾踏波浣溪，仰望笔支塔，立于迎熏门外。站在南宋古城墙脚下，望着那曾经铺满鹅卵石的斑驳街道，我似乎看到刘子迈憔悴的身影。有点遗憾，那些带有现代元素的遗址虽然有点沧桑，但与我期盼的景象相距甚远。我曾对着大山呼喊，也曾在洣水边呢喃，我期盼与远古的先贤对话，但回应我的只有山谷河边永远的苍凉与明月。偶尔，在杂草丛生的僻处寻得一处残垣断壁，我会惊喜很久。

现在，让我们俯下身子，透过这些闪耀我们眼睛的表象，去找一找深掩在某个角落里那些永不熄灭的光亮吧。也许，它就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或每一次祭祀仪式，或一块石碑，或某个宗祠家庙里。我不记得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知道历史的表象就好了，无需知道本质，因为故事很有趣，原因很枯燥。但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对未知的恐惧，最有价值的是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站在萧瑟静谧的历史旷野之中，用自己的心去触碰同样走过这片土地那些先贤们的灵魂，去寻找那一缕最原始的文化曙光。

穿越时光的油灯

公元年，距离风华绝伦的唐王朝的覆灭仅仅只剩下几年的时间，69岁高龄的陈光问，与身处风雨飘摇中的唐昭宗似乎都在感慨往日的风光不再，但在心底里都升腾着对于辉煌与盛世的渴望和期冀。一个要“满腹经纶卖与帝王家”，一个是求贤若渴斟选治国能臣。于是，年迈的陈光问与年轻的唐朝皇帝李晔会于长安。当时，坐在考场内的还有白发苍苍的曹松、柯湜、刘象、郑希颜。

我不能想象，那一年科举考场内外君臣远远相望时候的心情，那一定夹杂着激动、期盼，还有惆怅吧。我们只知道结果，那一科花甲之年的进士有五人之多，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五老榜”，陈光问就是其中“五老”之一。在科举制度建立余年之后，陈光问就这样成了茶陵的第一位进士。

陈光问中进士之后不久，却终因时局动荡、“属国多故”辞隐归乡，仍旧读书教授，他没有为唐王朝的延续做出贡献。宋代诗人侯延年“十年辛苦唐贤士，千古奇观旧石岩。天籁沉沉山月小，夜深文章与谁谈”的诗句，道尽了陈光问一生孜孜以求的执着、人格气节以及陈光问的无奈、恬静和寂寞。在那个乱世，陈光问就像夸父，在干渴的求索路上最终倒在了他热爱的土地，他没有留下太多的诗词文稿供我们瞻仰，也许，读书教授、传播文化才是他真正的愿望。

令陈光问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灵岩月夜的微弱灯光，却在不经意间点燃了茶陵农家子弟离开农田走向庙堂的希望，也激发了这块土地沉寂已久、积攒已久的文化自信。从此，“耕读传家”的生活方式，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精神价值，成为了一代又一代茶陵人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

其实，仅仅一盏陈光问的油灯，还不足以撑起茶陵文化的楼阁。如果说，陈光问用传承的方式为茶陵文化的楼阁竖立一个标杆，那么，紧接着先后进入茶陵的几个家族或族群，才让茶陵这座文化大厦变得丰满高大了起来，并把茶陵文化推向了一个高潮，茶陵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从此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更加繁荣了起来。说到这里，我就不得不说说茶陵几个大姓家族。

茶陵秩堂，谭氏为当地第一望族“，谭氏家庙”也最为富丽堂皇

高门大姓

我曾经细数过茶陵历史上位进士的姓氏，很惊讶，茶陵进士集中在谭姓、陈姓和尹姓。其中谭氏进士最多，达32人，其次是陈氏16人，尹氏13人，这三大家族的进士几乎占据了茶陵进士的一半。其他，如李姓、罗姓、张姓、颜姓、段姓、彭姓、刘姓、龙姓等，尽管进士人数比较少，但也不乏丰碑。

茶陵谭氏始祖谭可奕，其父在五代十国时期由河南迁徙至江西泰和，可奕生守禄。不久，可奕携守禄由江西泰和迁入茶陵十五都邓塘，后居十三都尧水，今天，我们仍可以在茶陵严塘镇的北岸村（原尧水乡）看到谭氏三世祖、五世祖的墓地。守禄生武兴，武兴生进峰、进鸿、进颇，武兴三子简称“三进”，“三进”共生十八子，为谭氏宏字辈，俗称“十八宏郎”，这便是湖南赫赫有名的谭氏“三进十八宏”。十八宏的后代又陆续迁移湖南各地，之后向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及东南亚迁徙，如今，东南亚谭姓很多是谭可奕的后代。可见，谭氏为茶陵第一望族，清末民初茶陵高垅出现了谭仲麟、谭延闿、谭泽闿“一门三进士、父子三书家”的显赫门庭，是有着深厚底蕴的。

茶陵陈氏始祖为陈子珍。《茶陵陈氏家谱》记载，陈子珍的先祖陈子烈唐初从长安迁居江西宁都马头寨，唐末乱世，陈氏后人从江西迁长沙。宋太祖时，陈子珍公由长沙迁居茶陵茶乡马头圳上，后其子汉文移居东山（今茶陵腰潞镇东山村）。东山陈氏为书香门第，其中，陈天福第三子陈仁子最有名，南宋咸淳十年（公元4年）中漕举第一名，授登士郎。南宋灭亡后，他屡拒元朝征召，隐居东山，创办东山书院，讲课收徒，著书立说，刻印图书。东山书院为元代著名私家刻印者之一，刻印技术为湖南第一。其刻印的《元刊梦溪笔谈》由宫廷流落民间后，年在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部署下，由国家从香港重金购回，藏于北京图书馆。“昔日江湖散客，今朝我国名臣。借问谁家之子?茶陵东山陈凝”，这首诗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赞美茶陵东山陈氏所写。

茶陵尹氏始祖尹忆，第四代尹雍京在南唐做官，打败马楚政权后封衡山伯，其长子翼飞居攸县，次子鹏飞居酃县，三子雄飞居茶陵火田，尹雄飞在宋初担任嘉议大夫。明正德间建宗祠于火田。由此再往上朔，茶陵尹氏始迁祖铉公，北宋大儒程颐门人尹焞之孙，于南宋中叶由河南迁楚南，隶籍善化（善化县位于浏阳河下游流域，民国元年即年并入长沙县）。南宋绍兴二年(年)，武穆王岳飞追剿杨幺农民起义军曹成部，率兵八千由江西转战茶陵，火田乡民尹彦德“给赀粮、扉屨，犒师三日，士饱马腾，武穆王嘉之曰:彦德长者，财有余，而学不足，当以一经教子孙。”遂草书一幅“一经堂”相赠。南宋文学家杨诚斋也特地从汴梁亲书“一经堂”相赠。尹彦德之子尹仕望构建“一经堂”五间于住宅之近圃，又于住宅之东隅，建造“明经堂”。宋高宗赐“明经堂”为“明经书院”。到明代，尹彦德的后裔尹时夫远赴临海做县令，茶陵大学士作《一经堂歌送尹时夫令临海》相赠时说:“昔闻忠武追曹诚，提兵远住云阳城”。成化八年，茶陵大学士李东阳回乡祭祖，应尹彦德后裔尹汉琼之请为尹氏族谱作序，序中也提到了上述往事。尹彦德的后裔散居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各地。岳飞曾为茶陵尹氏题诗云:“富民高义重茶陵，能犒行营十万兵。哲写一经光世业，凯旋飞奏请恩荣”。由此我们知道，尹氏与岳飞的关系非同一般，“一经堂”是南派濯公后裔彦德子孙的尹氏堂号。我在查阅茶陵进士名录时，也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尹氏家族13名进士确实都产生于岳飞戒示尹彦德“当以一经教子孙”之后。

“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画像

交流与融合

茶陵姓氏的迁移历史，由于文章篇幅限制，不一一沥述，拂去茶陵各氏族家谱封面上厚厚的灰尘，推开每一扇厚重的宗祠家庙的大门，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茶陵先祖大都来自黄河流域，他们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或直接从河南、山东等地迁居茶陵，或辗转闽浙、江西再迁居茶陵。

于是，随着诸多姓氏迁入茶陵，这些族群带着黄河流域丰厚的文明走进了长江流域。在这里，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茶陵人”。由于茶陵“吴头楚尾”的特殊地理位置，又相对比较封闭，所以，在史前炎帝农耕文明的基础上，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以大溪文明为代表的本土文化、更早在秦末或东晋时期迁徙而来的汉族客家文化，以及后来这些族群带来的黄河流域文化、闽赣文化，在茶陵这块土地上经过短暂而激烈碰撞后很快融合在一起。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文化拣选过程的艰难，但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的集合绝不是征服与被征服所形成的一统，而是渗透交融与沉淀之后的统一。唐或唐以后黄河流域一些家族向茶陵的迁移，为这块土地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是组建茶陵文化这座高楼的最重要部件。这些家族大多具有官宦背景，家境殷实且文化深厚，他们的到来，才使得茶陵文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茶陵文化在生活方式上可能分为几个板块，也可能因为是来自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经历的移民，所以才会出现“十里不同音”的方言现象。每一个板块的家族在自己族群的领地各自安好，既相对独立却又通融取暖，在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里相互吸取精华。以至于，今天的茶陵文化的外在表现，既体现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一些特征，又融合了湖湘文化、甚至闽赣文化、客家文化的元素。比如茶陵的农历小年是腊月二十三，与北方小年的日子是同一天，这是一种生活习惯的延续，也是文化的传承。我从来不相信茶陵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传统是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乡民为了躲避日本兵而提前一天过小年的说法。同样，流行于北方的农历“十月朝”，在茶陵大部分地方仍然是祭祀祖先的重要节日。在茶陵的方言里，一直保留着一些古汉字的读音，完整地沿用“阴阳上去入”的五声韵律，这是不是更加说明我们这个族群的根源？

文化的保存，需要一块相对独立的土地，也需要坚强的家族意志。他们固执地在大一统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繁衍生息。茶陵地处罗霄山脉的环抱之中，境内多丘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条洣水连接着外面的世界，为文化的留存提供了相对封闭而又安全的天然屏障。战火很少燃烧到这里，即使有战争，也是在同一文化框架内的权利纷争，不会导致文化的泯灭。茶陵也不像中原大地那样，因为外族的入主而使文化遭受欺凌。茶陵唯一的一次外族入侵，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人的铁蹄踏入茶陵。在日军占领茶陵八个月黑暗的日子里，茶陵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即使日本人最后恼羞成怒地定下了在茶陵“石头也要砍三刀”等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也终究没有使茶陵人屈服，没有撼动茶陵文化的根基。这是文化对茶陵人民长期濡养的结果，也是茶陵人民对茶陵文化尊严自觉或不自觉的维护和反哺。同时，茶陵独特的地理地貌和山水风景为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无尽的营养。

茶陵秩堂，方圆不足十里的弹丸偏僻之地，从明至清三百年间，先后出了明首辅大学士李东阳、明文渊阁大学士张治、清协办内阁大学士彭维新三位大学士，故有“三大学士故里”之美誉。

高山仰止

不可否认，茶陵文化的精神价值里，既有黄河流域的粗犷奔放，又有长江流域的沉吟委婉。老子的超逸，孔子的温暖，墨子的侠义与兼爱，韩非子的沉郁等，或许早就植入了茶陵人先祖的血液，在这里经过凤凰涅槃般的文化大融合之后，又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为茶陵人的集体人格，这种集体人格以黄河流域文化为底色，闪耀着长江流域文化的风采，兼并着罗霄山脉清雅的沉着，最终以“牛”的图腾呈现在世人面前，勤劳、勇敢、侠义、睿智，劲直不阿，朴实无华。

这种人格的个性表现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如谭家“三进”直而不屈、杀身成仁的决然，茶陵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五万多条生命的勇毅，就具有墨家思想显著特征；道家的超逸和待时而变的思想在李东阳和谭延闿的为政之道中发挥到了极致。具有这种品质人格的茶陵人从来不会将生命的舞台囿于茶陵，他们始终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兴衰，体现“金盘昼永翻疑露，碧碗寒多不受风”的忧国忧民之心，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怀着一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永远活跃在任何时期最高端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历史上有那么多茶陵籍的文臣武将，为什么文学史上会有“茶陵诗派”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李祁书法诗词造诣非常高，曾为《清明上河图》题跋，其《云阳集》入《四库全书》；陈仁子存目著书共7种余卷，其中《文补增遗》等入《四库全书》；刘三吾，元朝举人，明洪武年间特奏进士，其《坦斋文集》入《四库全书》；李东阳是明朝著名诗词散文大家，先后授文渊阁、谨身殿、华盖殿大学士，《明史·李东阳传》记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其《怀麓堂集》《麓堂诗话》均入《四库全书》；谭仲麟，清咸丰六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知府、布政使、巡抚以及陕甘、闽浙、两广总督，所到之处政绩显赫……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很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为什么茶陵的高山都以“仙”命名？茶陵“云阳仙”半山腰为什么要刻《道德经》的石碑？文章写到这里，我似乎可以理解了，茶陵先祖很多是唐或唐之后的南北朝时期迁入茶陵的，茶陵文化便沿用唐制（李家以老子李耳为祖先）尊奉道家，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茶陵道观较多，而佛家庙宇很少的原因吧，所以，凡仰之弥高的山均以“仙”命名。茶陵历代先哲们，又何尝不是一座又一座我们应该仰视的高山呢。

茶陵人的先祖可能没有去过山东临淄城西门的“稷下学宫”，也可能没有人参加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但一定参与了《诗经》的黄河大合唱，经受了楚文化的洗礼。当他们来到茶陵之后，茶陵丰富的资源、四时风景和宜人的气候让他们有了家的感觉。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李东阳第一次回乡省亲时写下的“我家龙匣水，滚滚向南溪”、“我家旧在湘南住，犹记曾闻鹧鸪处”的诗句里深切地感受到。即便不是出生在茶陵，也从未在茶陵生活过，李东阳第一次回到茶陵，就对茶陵产生了深深地归属感，李东阳几百年前从内心深处自然散发出来的对于“家”的认同感，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感同身受。这种刻骨铭心的归属感，一代一代地传承着，茶陵人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走得多远，总会对茶陵产生出一种心理上的依恋，我甚至相信，这种情结比任何地方都要强烈。所以，茶陵人总是自嘲而又自豪地说“茶陵有个回水滩”。茶陵人这份对家乡故土所表现出来的无与伦比的浓浓挚爱，感天泣地，甚至到了用生命去维护的程度。这是一种习惯，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文化。

来源/株洲日报/颜初文

编辑/黄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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